研习书画数十载，“辨证”二字是我始终奉行的创作原则。我感到，要最大程度的在创作中体现辨证思维，将对立统一的元素有机地加以融合，从而走出一条艺术创作之路。

      根据我的实践，辨证思维的运用，大致可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体现在点画、用笔、墨韵等方面。我在创作中特别注重用笔的轻重提按、中侧并用、疾涩兼顾等相对技法的把握，随之使线条产生粗细、断连、浑厚、飘逸的变化。线条既有如铁划银钩般的劲健凝重的神气，又有如行云流水般的婉转圆通的韵味，从而也使线条产生干湿、深浅、燥润、浓淡的异同。尽量避免出现用笔单一、设墨单调的情况，这也是体现辨证思维的基本要求。二是体现在结字、布局等方面。我在创作中努力做到刚柔相济、平中求奇、简繁互用、有宾有主、开合纵横、疏密相间、虚实相生。其中我体会最深的是掌握好虚和实、疏和密的关系。中国的书画讲究一个“虚”字。“气韵生动”中的“韵”往往是通过“虚”来表现的。就黑白的对比而言，“虚‘是笔画间和布局中的空白处，就实中之虚而言，疏对密而言是“虚”。已故老画家潘天寿论画时说，“无虚不易显实，无实不能存虚，无疏不能成密，无密不能见疏，是以虚实相生，疏密相用绘事乃成。”此言确实是一针见血。所以，我时常将国画创作中留白的理念运用于书法创作。谋篇布局中不拘泥单个字形，而是谋求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大小相夹、仰俯收展、容让呼应、疏密得当，在空间处理上求得虚实相生。三是体现在风格、意境等方面。孙过庭在《书谱》中有关“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如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的论述可谓耳熟能详。细细想来，自己从初学书画时的随意涂鸦到如今的学有所成，走过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而且这条道路还在不断地延续。平正与险绝看似对立，但有其必然的联系，况且“复归平正”中的“平正”与初学时的“平正”已迥然不同。学画中也有从无法到有法，在到无法之说。我想，真正的“无法”境界是每个书画创作者梦寐以求的，但也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经历了扎实稳健的有法阶段，才有可能进入轻便自如的无法天地。

       艺术创作固然要求千变万化，但矛盾的各个方面不能相辅相成、和谐统一，也不能谓之成功。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见解。我理解，“违而不犯”，是指书法作品中互为差异和对立的每一笔、每一个字，必须是互为联系、相辅相成的，同时也是为了消除差异面的过于对立，达到内在的和谐。“和而不同”则是要在和谐中见出不同的差异和对立面，既追求“和”，又避免“同”，同时也是为了消除整体构思中的单一性，体现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我竭尽全力地在作品中，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做到既不一致，又相协调；既要和谐，又要富于变化。

      由辨证思维在书画创作中的运用，我不禁想到了书画创作的继承和创新问题。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需要用辨证的眼光看待的问题。“传统”二字内涵丰富，决不是某几位大家及他们的风格所能涵盖的。因此，我们必须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了解各个历史时期书画的风格及其成因。我们可以通过心摹手追的方式去拉近与古人的距离，同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时代的要求提炼出为我所用的艺术元素，切忌亦步亦趋。“创新”二字同样内涵丰富，决不是一味标新立异所能代表的。创新来自于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同时，它又是建立在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上。我始终认为，传统中蕴含了许多创新的元素，只有用眼光捕捉，以勇气尝试，用智慧整合，要求作品达到一种丰富内涵和多种审美趣味的艺术效果，既有传统的功力，又含有一定的时代感，这样才能真正迈出创新的步伐。

      由辨证思维在书画创作中的运用，我又想到了上海的艺术创作要营造海纳百川的氛围，但同时也不能丧失自我的风格。上海是一座开放的城市，它的跨越式发展需要上海人拥有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度，弘扬民族文化也同样需要这样的气度。目前在上海，我们能有幸看到来自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艺术作品，甚至还能通过“国宝展”等重要级的展览一睹古代书画精品的风采，这些都堪称难得的机遇；同时，我们又面临挑战，希望自己的艺术不要局限于一孔之见，希望博采众长，创作出体现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精品力作。我想，迎接挑战的关键还是在于把握好辨证思维。既不能甘于现状，也不能急于求成；既不能自我封闭，也不能人云亦云。只有从实际出发，准确定位，取长补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创作出真正的精品力作。

      力求在书法创作的具体实践和指导思想中体现辨证思维，是我多年来的奋斗目标，我也时常为不能完全的付诸实践而苦思冥想。我将在今后的艺术道理上不断摸索，获取新知，探求真谛，以求得更大的进步。

 
钱茂生